僧人便加强了对茶叶采制的研究，于是出现了历代名山大川出名茶的特殊现象。如碧螺春(碧萝春)茶，产自江苏洞庭山碧萝峰。原名“水月茶“，因洞庭山水月院山僧首先制作而得名，沸汤清澈鲜绿。乌龙茶的始祖为福建武夷寺禅僧制作最佳。鹿苑茶产于湖北远安鹿苑寺，清香醉和，回味甘凉。苏东坡用贡茶大龙团换取的垂云茶，则产自浙江杭州宝严院垂云寺。不少贡茶也产于，如著名的顾渚山的贡茶紫笋，最早产自吉祥寺。清乾隆帝最爱饮的君山银针，则产自君山白鹤寺，每年进贡仅18斤。随时光流逝，盛衰衍变，有些曾产自、一度碧螺春产于茶禅一体”的文化境界享有盛誉的名茶，后由于各种原因被历史湮没，最后绝了种，如苏州虎丘寺的虎丘茶，丹阳寺的茶，福州鼓山寺的鼓山茶，绍兴云门寺的云门茶，西山白云寺的白云茶等。

　　由达摩提出的关于“”即是“佛性”的基本思想经历道信、弘忍的变革，正式形成中国禅，并完成了以自信自主、自求为中心教义的立工作。这就为长期流动的禅僧们最终营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组建起一个生活上比较有保障的社会群体。

　　碧螺春产于自坐禅进入佛教僧徒的教修持生活和禅众从事农耕生产一开始，种植茶树、采摘茶叶、制作及茗茶就融入佛事活动，成为佛教一大劳作。

　　“茶禅一体”的文化境界

　　坐禅，作为佛教僧人的方法，要求独自一人脚跌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更不能卧床睡眠，90夭为一期，此外还过午不食、不饮酒和不食荤。这样既能提神醒脑，驱除疲劳困倦，又能使清心的茶成为禅僧必不可少的饮料。禅僧坐禅时，每焚完一支香，就要饮茶，一天甚至能喝四五十碗茶。饮茶有助于参禅、省悟的神妙作用，为越来越多的僧人所亲身体验。唐代《封氏闻见录》载，泰山灵岩寺降魔藏“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唐代诗人杜牧的“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扬落花风“诗句，更是生动描述了老僧参禅烹茶时闲静雅致的情景。

　　“茶禅一味”、“茶禅一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独特的现象，也是茶文化和禅文化合二为一的集中体现。根据文献记载，中国人饮茶习俗的形成与佛教传入中国几乎是同步的，均始于东汉时期。

　　碧螺春产于茶禅一体”的文化境界，到禅五祖弘忍时，“作”“坐”已定型化，并在禅思想上有所创新。弘忍把禅贯穿于日常劳动生产之中，且进而把劳动生产提高到禅，而不是一般地将禅贯穿于生活。

　　佛教僧人生活来源最早依靠乞讨和施主布施，一部分来自部门直接供养。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同时因社会动荡造成大量游民僧人流入。无寺可居的流民，一变而为游僧。乃至禅四祖道信时，实行“作”“坐”并重，这是佛教史上具有意义的一大创举。这里的“作”为“作务“，“作役”，泛指一切生产劳动。道信号召手下的门人都去从事生产劳动，以便“得一口食塞饥疮。”他在黄梅双峰山聚结500多名禅众定居，垦荒耕种，自给自足，正式把通过劳动解决吃饭问题作为禅门一件大事来做，且列进禅行之中，为当时的流民逃僧创建了一个世外桃源。“坐”即“坐禅“，坐而修禅的意思。坐禅要求僧人敛心，集中思维，专注一境，以达到身心“轻安”、观照“明净”的状态，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