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雅、恬淡，是我对老人的第一印象。他端坐在书桌前一张旧转椅里，一头灰白的头发向后梳着，虽然多年没有教书，但仍保持着教授风度。书桌上堆满了书，周围的空间大部分也被书籍占据，其中主要是线装书，还有一些硬皮的外文旧书。房子古老而结实，但多年没有修缮，堆积着一层尘垢，所有的家具也都是旧的，整个的色调趋于灰褐色，很符合他的“出土文物”身份。
昨日座谈会事，结果不坏，是皆吾兄辛苦主持之，深为佩慰，特此慰劳。
其实申府先生对哲学的兴趣，在中学时代已经萌生。他说：“我当时对《》虽不真懂，而甚喜读。”[３]在1912年给《报》时，他给自己起名张弓，号见素，即是受古人的影响。老先生平生喜欢写短文，则是受时人于右任的影响。他曾回忆说，“当时于右任常以“骚心”的笔名，在上海《民立报》上发表一些短小精悍、生动泼辣的文章，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我也写了一些短小的文章，发表在京津同盟会的机关报《报》上，总题目为‘零金碎玉’。”当时他的老同学郭仁林、梁漱溟都是该报编辑，总编辑是孙炳文（孙维世之父），他自己也曾在那里短期工作。
经过近十年的教育与学术生涯，随着华北危局的日益严重，申府先生开始从学术重归。他始终认为：“变动时代的人，如要能，最必须是能战斗的。不管这个战斗是马克思列宁所说也罢，还是罗曼罗兰所说也罢。”[６]
日前奉一函谅蒙察阅。顷得衡老来函，云飞机票买不到，须十四五始有，其势不能提早赶回矣。明日所商之问题，似应推动最后推定之，希左、章诸先生在事前作充分之准备，以免聚餐时匆匆而散，无具体成就，因时期已迫也。弟已有一信致章先生，仍乞兄鼎力加工为盼。即颂
申府先生还回忆了国共合作时的其他人物：十三年我到广州，在黄埔军校负责口试学生，并为苏联教官做翻译。当时邓演达是教练部副部长。他很好学，并希望把国内的名人都罗致来，曾提议“要想法子把郭沫若请回来”。谭鸣谦（平山）任农民部长，与我在中央党部认识的。抗战期间又在重庆遇到。孙荪荃后来与谭平山结婚。在广州还认识了陈公博，三十年代我在任教时，陈应学生之邀去。后来我到上海，和他一起办了一所私立大学，陈担任校长，许德珩任教务长。
寿筵上当然少不了老人喜爱的红烧肉。他一生除却读书无嗜好，平日布衣粗食，自承爱吃的东西惟有红烧肉，而且要吃几块肥的。这点爱好，倒是与戏称他为“顶头”的相同。后来我在家要求吃肉时，就以老先生为榜样：“申府先生一生爱吃红烧肉，还不照样活了九十多岁。”
按照“遗忘律”，人到了上年纪的时候，对越远的事情记得越清楚，越近的事情则越模糊。申府先生那时已年近九旬，我所记录的往事中，青少年时代最详尽，中年以后的回忆则只剩下片段了，很难连串成一部回忆录。于是提出想看看老人的日记，结果大失所望。他的日记写得极其简单，比如抗战期间在重庆的日记，往往是某月某日，过江，买烧饼一枚，用钱若干。我怀疑这中间或许有什么隐语，因为那正是救和其他党派筹划组织中国政团同盟的时期，但老人却什么都记不得了。
申府先生1923年底取道苏联回国，翌年他经李大钊介绍到广东大学任教，并参与了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的创建，担任了军校部副部长。他又向廖仲恺、戴季陶推荐了，从此这位历史伟人正式登上了中国的舞台。
“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李后主的这首《浪淘沙》，是老人晚年经常吟诵的。晚年成为“出土文物”之时，他已是垂垂老矣的耄耋老翁，曾对舒衡哲说：“说真话的日子不多了”。但他对于迟到的“参政议政”，似乎也建言不多，更不在乎什么“历史地位”之类的事，一副“镇之以无名之朴”的气度。
到了数学系，我又不能忘情哲学。所以对数学正课常用心理会，而纵情读哲学书，尤其逻辑书。逻辑这个名字，自从元年（1912）读章行严（士钊）先生在《民立报》上发表的文章，我已经很熟悉。同时也读了些严几道（复，又字又陵）自己的译著。所以我以后所最重视、最集中学的只是数理哲学，数学的哲学，数学基础，而最中心在数理逻辑或称数学的逻辑，也就是数学样的逻辑，或数学里的逻辑。也可以说，我所说的是兼乎数学与哲学的，也是介乎数学与哲学的，是数学与哲学之间的东西。[２]
老人理想中的大同世界，或许就是“满足极大量”的“谐和之欲”。他曾认为：“被人了”，而有人则感叹他的“一度辉煌半生黯淡”——“于他，也是一种令人伤感的‘历史误会’”[２０]。究竟谁了谁呢？
我曾问老先生：“如果早年你没有，或者48年没有发表《呼吁和平》，是否就不是现在这样了？”他说：“事已至此，也无可如何了。”我又问：“你当年呼吁和平，是否因为受罗素的影响？”（罗素是和平主义者，曾因此在欧战期间曾被英国）他答：“是的。”
据李健生先生对我说：在齐燕铭去看望申府先生后，伯钧也曾代表去看他，后来又提出安排他重新加派。伯钧想让他盟，但盟内原救的领导人都反对，于是只好安排他重新加入了农工党。不料这件事反而害了申府先生，1957年“反右”时伯钧遭，申府先生在农工的会上站出来说：“伯钧过去一直是，现在怎么成了？”于是申府先生也被划为“”。大概是由于的关照，申府先生的“”帽子，后来很快摘掉。
六年我在北大肄业时，胡适刚回国。我到他的宿舍（马神庙西斋）中初见。我在《少年世界》上谈过美国的情况，有些情况胡适还不知道，我们一起谈了三个小时，午饭都忘了吃。
我初访申府先生时所见藏书，日后方知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老先生爱书的习惯，是少年时代在高等师范学校附中上学时养成的，当时的校址和住处毗邻琉璃厂，他从购买数学旧书开始，逐步扩展到其他领域。后来在北大图书馆协助李大钊工作，李先生是一位学者，对图书管理不甚内行，这就申府先生自学了图书管理学。
“49年2月周总理派齐燕铭来安慰我，每月送三十元生活费。8月底，任市长，张友渔任副市长。彭曾请我吃饭，席间谈到我和党的历史关系，彭说：‘你要是不就好了。’后来张友渔又和我谈工作安排问题，他提出两个方案供我选择：一是回大学教书，一是回图书馆（42年在重庆时，我在车站遇见北大旧同学袁同礼，他当时任北平图书馆馆长，邀我到北图驻重庆办事处主编过两年《图书季刊》）。张友渔的意思，学校易生风潮，难免波及，不如以去北图为好，我即于1949年9月2日到北图任职迄今。”
现代茶叶文化管理学ZT 历史尘封的哲人——记张申府先生，少年时代翻阅父亲书架上的《新名词词典》，读到“张申府”这个词条，关于他的历史只简述到被民盟盟籍为止。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刨根问底，于是向父亲询问。他回答说：“申府先生是周总理的介绍人，也是我在救的老同事。后来因为一篇文章犯了错误，如今在图书馆工作，养起来了。”
申府吾兄：
1939年10月，国民参政会中的三党三派的参政员和个别非参政员，在重庆酝酿实行联合，在国共两党之外形成“第三方面”的政党。参与者有国家社会党的罗文干、罗隆基、胡石青；青年党的曾琦、李璜、左舜生、余家菊；第三党的章伯钧、丘哲；救的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章乃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江恒源、冷遹；乡村建设学会的梁漱溟；以及无党派人士张澜、光昇等人。11月23日，三党三派负责人在重庆举行会议，正式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
关于《呼吁和平》一文的发表经过，老先生是这样说的：“1947年4月国共，我回到北平，从此未再离开过北方。我回京后同时再北平华北学院和天津育德学院执教，并应《世界日报》主笔成舍我之请，为该报写过文章。在华北学院任教时，有山西籍记者某，要办一刊物，向我约稿。我一贯是反对内战的，便写了《呼吁和平》一文，给华北学院的山西人某某看，他我投给《观察》。过去我是不给《观察》的，这次破例照办了，储安平很高兴。这篇文章便登在《观察》五卷九期上，送来稿费三十元，并请我再写文章。方面当时在军事上进展顺利，对此文之发表甚为不快，认为了军心。我受到激烈的，后来又写了一些文章解释此事。”
事明，张友渔申府先生弃北大而选择北图，确有先见之明。只须看看荪、翦伯赞等人的便可知。申府先生是一位“书痴”，到北图真是得其所哉，那地方的人事关系也比较单纯，不像高等学府总处在“”的风口浪尖上，使他在历史的缝隙中得以幸存。
老先生1908年在顺天高等学堂中学班学习时，与同学朱羲胄、李毓、李光宇、刘同度相友善，他早年的排满思想，即是受朱羲胄影响。该校当时有两个的怪人，一是梁焕鼎（漱溟）、一是郭仁林（原名人麟，号晓峰），学级都比他高两年，后来皆与他成为至交。1912年顺天高等学堂停办，申府先生转入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翌年又考上大学预科。他回忆说：“我在中学时期对数学很感兴趣。当时北大数学系主任冯祖荀，是我叔叔在京师大学堂时的同学，他注意到我在数学方面的特长，就特意给我以指导和提携。记得有次冯在一个会上，看到我也在，便叫着我的学名说：‘张崧年，你来讲讲。’以后他又鼓励我报考北大数学系。
先生是民盟的创始人之一。翻阅民盟的历史，有关他在创建过程中的贡献记载寥寥，只剩下名字而无事迹。盖因历年出版的党派历史，多以中史为蓝本；甚至在中史研究已经向历史靠拢时，党派史的研究仍然滞后。
1982年6月7日，申府先生虚龄九十初度。那天上午，王府仓胡同29号的张宅里，前来祝寿的亲朋们济济一堂。他的二弟崇年、三弟岱年先生及老友李健生、蒋中光先生等都来了，还有访问过他多次的美国学者舒衡哲，晚辈章诒和及我也忝陪末座。我刻了一方“崧年长寿”的印章送给老人，他很高兴。
关于在1925年的原因，申府先生说主要是由于在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上与张太雷等发生冲突。当时讨论员加入后，要不要接受的领导问题，他曾表示反对。申府先生回忆说：“‘四大’时在楼上开会，我住楼下。的话是在上海说的，是在退的。赵世炎曾多次劝我勿退。”
早安
两信的发出时间正好在这一时段。从书信的内容来看，申府先生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已昭然凸显。信中的“衡老”即救的老家长沈钧儒先生，“左”即左舜生先生，而“章”系指伯钧先生还是先父乃器先生，我判断是后者。当时统一建国同志会的《信约》和《简章》，是父亲与左舜生一同起草的，故信中“希左、章诸先生在事前作充分之准备”一语，当指此事。
这场的结果，除了因言废人，还导致了一对患难夫妻的仳离。据李健生先生对我说：建国前夕，人士都到西柏坡去见毛等领导，伯钧和我都去了，刘清扬大姐也去了。她在那里等了好些天，没有被，于是跑去问。邓大姐说，申府先生写的那篇文章，毛看了很不高兴，你要有所表示才行。于是刘清扬便与申府先生离了婚。
回忆录的撰写工作最后不得不中止，我把整理出来的记录交给了燕妮，后来她又整理了一些，在老先生逝世后收入《所忆——张申府忆旧文选》一书。为此我曾提醒李健生先生：“申府先生的回忆录动手太晚，有很多事情记不起来了，我的任务没有完成。您得趁记忆力还好，抓紧时间写回忆录。”李先生说：“我是要写的。”但她身为全国政协常委，社会活动太多，辞世后留下的回忆录也像《所忆》一样，只是薄薄的一册。
大安
老先生对我说：“罗素、马克思的观点是我在北大图书馆时接触到的。当时比较重视马克思，主要是苏俄的影响，实际上罗素的影响甚大。”他晚年在一篇纪念罗素的文章中还谈到：“我赞佩罗素，敬仰罗素，最主要的是他在哲学上的伟大贡献——数理逻辑深深地吸引了我。”[９]当然，这也是从他自己少年时代对数学的兴趣所引发的。
现代茶叶文化管理学除了“五四”期间在《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世界》等上，向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外，申府先生也是最早将罗素哲学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这项工作直到1949年以后才中断。罗素在1920年9月来华，他曾代表大学前往上海迎接；不久罗素来到，申府先生行将赴法留学，梁启超先生曾感叹：“罗素来了，你却要走了！”行前两位学者又曾多次见面。此后一直保持着通讯关系，老先生还珍藏着罗素的信件。
他半生徘徊于学术与之间，本可以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也可以成为，但最终两者都没有结果。他有心提携了一位伟人，也无心忽视了一位伟人，栽了花也栽了刺。他参与筹建了一个政党，中途退出后仍与之合作；但当这个政党即将在内战中获胜时，却又呼吁和平。为此，他在国成立后坐了二十年冷板凳，晚年才成为“出土文物”——他就是先父的老友张申府先生。
他与的历史，自图书馆始，至图书馆终。
1920年初，“南陈北李”与申府先生已开始酝酿创建之事。他回忆说：“1920年8月创党，有李和我两人，第三个要发展的就是刘清扬。她曾和张国焘代表全国到南洋募捐，刘在严氏小学任教，张当时是北大学生。暑期回来，我和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室和刘谈话，希望发展她，刘不同意；张国焘同意，因此第三个是张国焘。”
近见“观察”五卷九期所载张申府“呼吁和平”一文，其内容言词，思想，实足证明他对的认识，已完全站在人民立场反对及争取真正的原则，尤其对于内战的，竟以人民对人民公敌蒋介石的战争为“不仁不智的冒险”和“穷兵黩武”。正当此人民解放军捷报频传空前胜利，使的蒋即将之际，张申府竟发出如此绝伦的呼吁，不知是何？他既如此人民甘心，清扬故特向本盟总部诸同志及全国人士声明：从今后，不但在公的方面，与张申府完全脱离合作，并在私的方面，也永久断绝二十七年来夫妇关系，今后更必竭诚本盟过去一年来曾经发表的三个重要文件内的各项主张，并与本盟诸同志合作，誓必真正站在人民立场的全国人士之后，为彻底摧毁的集团而努力！谨电奉陈，表明寸心。并致人民解放胜利的！
同年冬，申府先生以蔡元培先生秘书的名义，到法国深造。这也是他父亲张濂先生早年的一个心愿。申府先生曾对我说：“家中人以父亲对我的影响为大。父亲年轻时脾气不好，老时就好了。我在京时，有一次在柜子上用小纸写了一个“碧”字。父亲某日看见，问母亲何人所写，母亲答长崧（我的小名）写的。父亲颇为赞赏。我十二、三岁时，某日早晨醒了，父亲对我说，希望你将来出国留学。我一直记着这话，后来做到了。”
1940年4月，武汉失守，。当时我担任国民参政员和部设计委员，各党派人士去见蒋介石，坐下之后，我第一个发言。言犹未了，蒋突然变色，大骂我是‘反对’，说什么‘你不但在上反对，还在防空洞里反对！’并说曾任山西省财政厅长的某人，在防空洞里当场听我讲的。我说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哪来的这件事？局面搞僵了，陈布雷只好站出来为蒋打圆场，才算下了台。告辞出来后，左舜生对我说，‘申府，你这是代人受过，在防空洞里讲话的是伯钧。’事后，伯钧也感到过意不去，到住所来安慰我。我平白无故地挨了蒋一通，怒气未平，就提出要辞官去打游击。当时部部长已换了张文白（治中），跑来挽留我，我才留任。但后来改选参政员和设计委员，蒋把我和伯钧都除名了，足见此人胸襟狭小，睚眦必报。后来伯钧的参政员又恢复了，但我的职务则没有恢复。
“周公对我一直很照顾，我到京后定居黄化门的一所住宅，原系敌伪产业。解放后曾有人想要这所房子，经市向国务院请示，周公批示：‘此房继续由张申府居住，自管，不交房租。’市特派李续纲来将此事通知了我。后来迁居王府仓，这项待遇未变。”
老先生自云：“一生何所好，首要在群集”，他广搜博览群书，但不甚注重版本。他曾对我说：“我买不起太贵的书，不像伯钧那样注重版本。”不过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许槤的家刻本，申府先生一生致力搜集，谙熟版本，连许家后人姬传先生都自愧弗如。据他的爱女燕妮女士回忆，为买一些书而不得不卖掉一些书时，父亲总是左挑右拣，舍不得卖，连卖旧也是一张一张地仔细筛选。
关于“四大”上的争论，美国学者舒衡哲在《张申府录》中，还记述了申府先生的一段话：“我当时怒不可遏，走出会场。在大堂过道截住我，跟我说他赞同我的观点，但请求我不要脱离党。以后几个月在，赵世炎设法改变我的主意，但我不为所动。这是我的脾性：宁折不弯……这或者是我的缺点。”[５]
关于“”与“人欲”的关系，申府先生的观点是：“理是好东西。但是理是敌不过欲的。其实，理，就不见得不在欲之中。罗素的哲学以欲为出发点，旷古以来最为不，不自欺。上善，就是满足极大量之欲。‘最高的规则应是：要行为得可以造就谐和而非不和之欲，’罗素说。因为谐和之欲比不和之欲，能满足的多。但是怎么才能行为得造成谐和而非不和之欲？在良制度与良习惯”[１８]
经过二十多年的禁欲和“”，摧毁了一切旧文化、旧之后，迎来了的时代，却因来不及建立一套“良制度与良习惯”，不得不面对一片“不和之欲”横流的世界。申府先生尝说：“凡是嚷文明的，凡是要文明的，都是因为没有物质文明的缘故，都是因为物质文明倒塌了的缘故。”
我大体上每周去张府一次，记录他所谈的往事，并根据查到的史料予以核实，按时段整理成文。毕竟是故人之子，老人对我的态度很自然也很亲近，凡是我提出需要了解的问题，他都尽可能地满足。但他从不为追忆某件事而冥思苦想，而是一切随缘。
年以后，早年资助过的章士钊，受到崇高礼遇，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他的另一位符定一，虽然很多人对其在北平敌伪时期的历史有疑问，还是被任命为中央文史馆的首任馆长。申府先生则一直被尘封在图书馆的故纸堆里，直到逝世，才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
[４]刘清扬（1894-1977）天津人，中国妇女运动的。1919年与郭隆真等在天津创建“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积极“五四”运动，并与、马骏、等创办了“社”。1920年11月，赴法国巴黎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中国，与张申府、、赵世炎等建立巴黎主义小组，是最早的女之一。1922年3月，因受法国与中国馆的，随张申府、等人转至活动。1922年6月在巴黎“旅欧中国少年”中任组织和领导工作。1923年底回到天津。1924年1月1日，与在津的原社等人在天津创办《妇女日报》，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和妇女解放的思想的重要阵地之一，刘任该报的总经理，等为编辑。1924年4月中旬，奉李大钊的委派，南下上海、广州、进行全国妇女运动的联络组织工作。1924年6月，随李大钊出席第三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大失败后，她虽然中断了与中国的联系，但仍连续为妇女运动再奔波。“九·一八”事变后，发起组织北平妇女界救，任，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12月，与张申府、姚克广（依林）、孙荪荃等领导了著名的北平“一二·九”。1941年“皖南事变”后，在、桂林等地积极参加抗日活动。1944年在重庆加入中国同盟，并被选为民盟和妇女委员会主任。1949年后，历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省政协副、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全国妇联副、妇女干部学校校长等职。1961年重新加入中国。1977年在“”中去逝，享年84岁。
五年（1916年）我因同窗好友郭仁林与李大钊的同乡关系，结识了从日本回来的李先生。记得李先生曾以“亚细亚学会”的名义，在湖广会馆邀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张继、李石曾（可能还有吴稚晖）等在会馆，其中蔡先生口才最好，不紧不慢，抑扬顿挫。
先生虽是“五四”的先进，但并不否定传统。他一生求索于旧学新知之间，贯通，天人合一，出入无碍。他指出：“‘仁’与‘科’，是我认为人类最可宝贵的东西。仁出于东，科出于西。……其实这法的，本不外乎诚实二字。”[１５]
随着抗战胜利，申府先生代表民盟参加了旧政协。1946年撕毁政协决议，执意召开“国大”，他参加，决定由南京重返北平。老先生回忆说：“我在南京时住蓝家庄，离梅园新村很近，几乎天天和见面。周问我，你回北平干什么？我说，要办个研究所。周说，经费怎么办？我答，自己筹备。周代表每月送我二百元。两月后因开战中止。周在最后（伪国大开会前）还问我，是否一定会破裂？”
翻开老先生早年所著哲学随想录《所思》，开卷便说：“自然与人，个人与群；东西思想所由分，人生问题于此尽。”简洁的文体如同一本白话版的现代《》，充满着的睿智。这本薄薄的小书我读过不止一遍，每遍都会有新的。
谈起与等华北局领导人的交往，申府先生说：“1936年我被释后，住学院胡同甲2号，专门从事救活动。那时经杨秀峰、徐冰介绍，认识了，他化名‘高先生’，常到我家去。同时还认识林铁、肖明，当时北平的党部在南新华街附近，我曾去过那里。解放后林铁很关照我，土改时他问我现代茶叶文化管理学ZT 历史尘封的哲人——记张申府先生：‘地是否留一些？’我说：‘地谁种就归谁。’乡亲们很，便把这件事编了一个戏。林铁怕我没钱花，还托人带了三两黄金给我。
《大公报》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大约是《纪念孔诞》，提出‘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张季鸾特来信请我去编副刊《世界》；在此期间我曾在一文中提到熊十力，后他给我来信，相交甚多。”他的三弟岱年先生的名篇《论的实在》也是在这个时期所发表，并得到申府先生的赞扬。
他也对我谈起过“”的经历：66年7、8月间，曾将文化部所属系统有名人物集中，后将我调回图书馆，但不许回办公室。我原是选购外国图书的，这时不许我看了，留馆一个月后回家。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从4月29日留馆，到次年2月回家。说我是“不戴帽的”。
我不禁又想起老人早年说过的话：“有的人重视过去。有的人重视现在。有的人重视将来。我所重视的在现在未来之间。有的人重视过去。有的人重视海。有的人重视空。我重视海陆空之外。有的人重视天。有的人重视人。我重视在天人之际。”[２１]
建党时的大知识，除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外，其他人如李达、陈望道、沈雁冰、陈独秀等，也与申府先生一样，先后脱离党派关系，学术道。他们所创建的事业，是由一批较年轻的知识完成的。这种历史现象很值得研究。
五四”前“刘清扬常来图书馆，李大钊也常去天津，与之结识。天津学生是刘带头的。1920年“社”全体到，在陶然亭慈悲庵招待进步人士，共商“联合”；由刘清扬，郭隆真、张若茗接待，李大钊、陈愚生和我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应邀出席，刘清扬[４]、、李大钊和我都讲了话。我与由此相识，以后周来京，常一道在来今雨轩茶话。
申府先生在退出中国时曾与李大钊等约定：保持友谊关系，做外围工作。此后，他继续从事各种工作，曾参与邓演达等创建第三党的活动，并开始了著述和教学生涯，而刘清扬当时则继续留在。大失败后，他曾在数所大学执教；自1930年起，应大学哲学系主任冯友兰之邀，到讲授逻辑和西洋哲学。
当时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都是欧事研究会的负责人，蔡先生在六年出掌北大，请章行严（士钊）做教授及图书馆主任，章让主任一职于李大钊。我认识行严先生可能是因为蔡元培介绍。此前章主编的《甲寅日刊》上登过我一篇讨论青年问题的长文，因此他已知道我。我曾请行严看文章，并送书给他看。
章夫人很健谈，与老人一直聊到傍晚时分，谈的都是民盟和农工两个党派的新闻旧事，我则用目光四下扫描老人的藏书，经过“”的，一位知识能保存下这么多书，真是令人羡慕。这时房门开了，一位品貌端庄的女孩走进来，她就是申府先生的掌珠燕妮，刚刚从单位下班。
昨日所决三点，当待积极推动与督促，始能有实际功效。衡老一时尚未能来，须多多偏劳吾兄，尚希再接再厉，至所珍祷。即颂
申府先生在“五四”时期经常用“赤”、“赭”为笔名，1922年巴黎小组创办刊物《少年》后，他常用“R”为笔名发表文章，这个字母有三个涵义：“”（Russia）、“红色”（Red）和“罗素”（Russell）。老先生说：取这个笔名，就是“我是红色的罗素”的意思。但这三个“R”最终无法调和，从的重归的学术，这也是我认为需要研究的“五四”知识现象。
另据赵俪生先生回忆，五十年代某日在琉璃厂巧遇老师申府先生，挟着刚购得的一函四册本《相书》。下午老先生打电话来，说《相书》丢了一册，问他见到没有，结果当然是没见到。赵先生曾为因言废人而倍感凄凉，我则暗想：如果申府先生早读此书，或许不至于让重抄卡片。
申府先生1923年从欧洲返国时，曾在苏联与奉派考察军事的蒋介石相遇。在创建黄埔军校时期，更一度与身为校长的蒋共事。老先生说当时蒋有平易近人的一面，和学生同吃同住，每日黎明；但同时也显示出专断作风，事事要作主，常常违反组织原则，不经党代表廖仲恺同意，就独自签署。抗战期间，他与位高权重的蒋介石再度共事，情况就更不愉快了。老先生回忆说：
申府先生抗战期间在重庆还有一段逸事：某日参政会座谈，他发议论说，中国的事情都是被“党”搞坏的，因为“黨”字就是“尚黑”。此言一出，各位在党的参政员都有些不自在，而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们则面有德色。此事见诸报端后，流传甚广。
我认识罗家伦、傅斯年时候已在北大任助教，在图书馆主任室中常常遇见他俩。“五四”前某日，我和李大钊在主任室又碰到他们，这样就认识了。两人对我说：我们原来以为您是教授。他们办了《新潮》，社址就设在主任室北边的一个房间，我和汪敬熙也是该社。傅孟真（斯年）和我意见相左，争论很多。他不同意我的激进观点，曾多次通信作激烈的争论。“五四”那天下午，我和李大钊在主任室闲谈，罗家伦跳进来说：我们把赵家楼烧了，傅斯年鞋掉了一只。刘清扬，有一天津南开学生（名字不记得了）也。
1935年冬，他与刘清扬、姚克广（依林）、孙荪荃等共同发动和领导了北平的“一二九”，并因此在1936年3月与刘清扬一同，出狱后不久即被解聘，从此开始了长达11年的活动生涯。他在北平组织了华北救国联合会，并加入了在上海成立的全国救国联合会。全面抗战爆发后，他被国民遴选为国民参政员。这段历史已见诸很多史料，这里就不重复了。
见章夫人和我进门，老人缓缓起身，互道问候。章夫人说：“这就是乃器的小儿子立凡，他刚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我和乃器是老朋友了，乃器这个人……唉，可惜了！”老人慢慢坐下，开始用略带口音的京腔，与我们叙旧。这时申府先生的老伴关夫人也过来了，她是老先生与前夫人刘清扬离异后再娶的，原籍镶蓝旗（我想是瓜尔佳氏）。关夫人此时已患半身不遂，行动不甚方便，但目光是锐利的。
对于，申府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被人了。是一桩人为的自然的事。是不得已的。然而人乃以为名贵。然而人乃以为名高。”[１２]“迷恋现实，必无之可说。脱离现实，也必失其根据。”[１３]他对于大同的理解是：“个人主义之极致，即是大同之极致。大同之极致，即是个人主义之极致。故此个人主义为大同个人主义。解释群与己之纠者，在于是。”“之要义在。”[１４]
虽是欣然接受大家的祝寿，其实哲人是参透了的，早就悟出：“人之大欲，表面为生。人之大欲，里面为死。”[１９]1986年6月20日，申府先生老成凋谢，享寿九十有三。同年7月12日是个极其炎热的日子，我前往八宝山向他告别，此后大病了半年。老人的最后历史头衔是“著名的爱国人士”和“中国的老朋友”。
我初识申府先生已是八十年代初，那时刚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不久。有天章伯钧夫人李健生对我说：“我要带你去见见申府先生，他可是你父亲的老朋友。你研究近代史，可以帮他写自传。”我那时对老先生的历史已有所了解。一天下午，她带我前往阜成门内王府仓胡同29号，见到了久仰大名的申府先生。
王光祈、陈愚生是少年中国学会的活跃人物，曾琦、李璜、恽代英、李大钊和我都是其，经常借李大钊的办公室开会。我在学会刊物《少年世界》上发表过文章，该会前四川人居多。
申府吾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