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原创作品，是希望寻求与读者共同呼吸的现实氛围，这是理解这些著作的最好背景。这些作家为何写如何写这样的题材，作为读者，我们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如果说2010年发生的文化大事不妨放宽视野向前看，那么年度图书则更需要往回看。一本书的出版，还包括了作者在成书前所做的大量工作。体察“生产”的难度，更能显示出其不凡的价值。
紫砂壶英文“”及文化的建构与实践离不开力量的动员，对于力主“”的中国来说，在长期的艰苦斗争实践中，其人员构成、动员效果与物质配合远比历史教科书及史、党史书写中所呈现的那样复杂。因相关资料保存较好，作者分别以上海都市中的地下党和广东乡村社会中的地下党为例，关注其地方性和差异性，考察地下党在城市与乡村中呈现的不同面向，讨论其人员构成变化及活动特色。通过研究，作者发现，“四·一二”之前上海的地下党，“号称政党的组织基础，其实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传统的帮会组织之上，两者的调适并非易事，所谓政党的性、组织的有效性更难保障”。这致使很多的动员活动与斗争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更不必说“党团之争”所造成的阻碍。而“大”失败之后的广东地下党，与以都市为主要活动场域的上海地下党明显不同，其构成的农民特征明显，此种情形跟的盲目扩大、农民对的不了解，以及部分人的投机和“靠党谋生”观念有关，“一大批低层农民是在不知党和为何物，亦不明党的主义和政策的情况下被卷入队伍的；另一些处于社会边缘的失业者、出于的需要才投身行列”。这必然导致广东地下党组织涣散、素质不高容易、严重依赖上级拨款、难以有效动员等现象的出现。
南方都市报2010年文化年鉴之图书_紫砂壶英文，从一年之内出版的众多书籍中选择这样意义重大的书出来，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庆幸的是我们已经了五年。在去年的年度好书发刊词里我们说：“自2005年以来，我们试图以这样的方式观察阅读的差异，体会写作的难度，书籍的价值。”“这样的方式”是指挑选对象——无论是社科、历史还是文学，都以国内原创为主，翻译类作品不在评选之列。前面引述的情节出现在美国著名侦探小说家劳伦斯·布洛克的小说里，同样的理由，这位可能是美国最好的侦探小说家的作品在今年翻译甚多，我们选择了其他方式来回顾。
第一本：《与》(王奇生)
王奇生教授的《与：社会文化视野下的》，虽然是一本论文集，但作者着力描绘的和尽量凸显的是“与”这个主题，并特别指明：“不是孤立发生的，史也不应该孤立地研究和书写。20世纪的中国应该放回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考察，放在社会文化的大视野下考察，不仅要研究‘’，同时也要研究‘不’和‘’。”事实上，标题“与”，并不能完全体现书之全部内容，但这没有影响书的质量，反倒会增加其销量，很多读者和评论者都是冲着“与”而来。毕竟，对于深受文化熏陶的人们来说，望“文”生义，自当别具慧心。
□张仲民(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
文学评论家李敬泽在2010年出版了《小春秋》一书，谈经说史，寓意深远。春秋笔法，自古写书人需要，读书人也需要。
这是一位普者的书单。年度好书同样须着眼于书籍对于这个社会、对普通人的影响，可能是、掌声，也可能是、揭露，既要有场合的发言，也要旁及孤寂书斋的冷板凳。所以，有必要精心挑选2010年的年度好书——谁能，某位读者一生中的“这么一本书”就没在这名单里呢？
南方都市报2010年文化年鉴之图书(9本)：
现代史近年来颇为热门，好书也层出不穷。
最后要谈的是，在的史研究中，包括党史、史在内的史研究，一直居于独大地位，但近年来却不免越走越窄，太过依赖新材料的发现和使用——或藉此希望能有惊天大秘密发现，还有一些学者转而去从事次等选题的研究，却不愿意在解读材料和方上“别求新声”。由是，很多学者不但无力对很多老问题提出新看法，也无法从旧材料中读出新意义，只能用新材料说明老问题，或墨守成规，去开发似新实旧的老课题。王奇生教授这本书，难能可贵的，就是从很常见的“旧材料”中读出了新意义、新发现，弥补了一些研究缺陷，大大改变和增加了我们对过去一些老问题的认知。就此而言，的确不负他“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悬鹄。只是，对于不少读者而言，可能意犹未尽，还会对王先生提出更高的要求，因为通观全书，我们能明显感觉出作者对于背后的社会文化考察，在许多地方都落实得还不够，谈本身的比较多，对于、社会和文化的更深入关联、对于文化议题的更深入开展，都显薄弱，特别是我们将其放入新文化史脉络中的文化史研究背景下，同学者的文化史研究议题及方进行对比之时，此种反差就愈趋显著。反躬自省，无疑，无论是在方，或是在研究议题上，我们都还需要进一步地同欧美主流史家进行对话与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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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好书之历史
有人这样表达对作家J.D。塞林格的感情：“这个人，写了这么一本书，改变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总觉得我欠他点什么。”
作为中青年党的对手方，其高层和基层运作、以及对大学校园的渗透等情况，限于篇幅和兴趣，笔者不再引介。其实，相比对问题的重点讨论，笔者最欣赏的还是该书第一篇文章——《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
这或许是一篇经典研究。王先生指出：《新青年》之所以从初期寂寂无闻到后来影响广大，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同人“运动”出来的，跟《新青年》作者队伍的改变、思想主张的激进化以及社会时代之变动，特别是五四运动的发生有关，也跟陈独秀等人对技巧的娴熟运用大有关系。王先生从学的角度注意到陈独秀与《新青年》采用的策略之重要，为我们了“中心”知识陈独秀及《新青年》同人的“运动”策略之于五四新文化所以成为“运动”的意义，洵属导夫先之见(当然也有杨琥等学者对此有)。不过，从本质上讲，作为一种运作方式，旨在影响或改变受众，它必须首先对其承载的信息进行筛选和分门别类，然后再有选择性地对某些信息进行放大、缩小或遮蔽，达到影响或改变受众的意图。换言之，本身即具有可操控性、性、片面性和利益导向性，像陈独秀等利用进行的“炒作”，实际为五四时期许多知识。恰似杜亚泉的，“近今言论家，惩于国民之奄忽无生气，故其立论惯取刺激之口吻。灭种，视为常谈；奴隶牛马，时发。甚或一平常之事，而亦推类至尽，谓其结果必将如何如何。”
假如在未来看到这些书目，能约摸想起年轮的刻度，足矣。
然而，南方都市报2010年文化年鉴之图书_紫砂壶英文在传统的史研究视野里，一般关注的都是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轻忽和中国青年党及其国家主义的存在和影响”，更忽略了当时关于的文化是如何建构的，“”的性是怎么确立的，当时之人、不同集团对于“”的各种表述和争夺，尤其是均被国共两党定义为“”的青年党，居然标榜自己为“新党”，以与进行区隔。之后，青年党同、之间的互动、对抗、论战，都是中国近代史、文化史上饶富兴味的话题。如作者在书中指出的，某种程度上，三党虽皆可被视为以“”为共同的民族主义政党，“它们相互之间其实是争多而合少”，各自根据其利益与意识形态立场来诠释和实践“”，为此甚或不择手段，其间的斗争非常与激烈，一个原因是肇端于对“”符号的定义和竞逐，因为其时已经“被建构为一种最高的和实践的正当性”，拥有了“”的正统性、权威性，就拥有了最大的象征。相反相承，“”则被视为一种莫大的，于是，“罪”的发明也就水到渠成，初遭此罪审判的则是国共联合北伐的对象之一吴佩孚手下大将陈嘉谟和刘玉春。尽管“”光荣同“罪”之区别，并无明显的楚河汉界，其划分往往因人而异、因时而变，但这正是的斗争现实与策略需要，模糊的界限和可以随机定义的标准，恰能赋予自己打击对手的最大效力。有意思的是，在“”被日趋神圣化、化、符号化的同时，其专断性、随意性及性也随之而来，在很多情况下都沦为一种、的“诛心术”，不可避免导致了“多少假汝以行”的结果。